Legitimacy（正当）是指一整套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认可、认同的道理、规则和行为标准体系。马克思·韦伯（1922）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的要素——对正当的信仰”。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一是传统的以身份即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国家（统治者）是家长，被统治者是子民，“家长”对“子民”理论上具有无限的管理权与责任。二是现代以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基础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社会主要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人民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利而形成的，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雷颐，2016）。
沈松侨（2016）把民族主义界定为一套独特的论述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这套论述，一如宗教、阶级、性别等其他主要的社会认同范畴，提供了一种我们借以体验与理解日常经验及外在现实的框架，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的心理意识与对世界的认知。换言之，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政治信条，而是“一套更为基本的谈论、思考与行动的方式”。透过这套论述形构，现实世界的人群被自然而然地划分为界线分明的“我群”与“他者”；对“民族”的认同与效忠，则成为个人不容推诿的神圣职责。也正是由于这套论述形构的长期浸润，我们オ从“个人”被转化为“国民”，从而决定了我们的集体认同（Özkirimli，2000；Özkirimli，2005）。
《尚书·禹贡》：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西周：夷夏对举
春秋：严夷夏之辨，“夏”和与其相对的“夷”（“狄”、“蛮”、“戎”、“胡”等）的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意义，甚至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
先秦到两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建构了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对华夏以外的世界妖魔化，认为外人文明低劣，以此塑造自身文化优越、高等的形象（雷颐，2016）
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义》：“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
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衍出君礼臣忠，从家庭伦理关系推衍出国家政治原则，所以“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建立的天堂或天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化。国家起源上，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而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 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国家目的上，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以此达到升入天国的目的，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雷颐，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