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Lee S H, Yoo Y. “giving up”: The impact of decreas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consumption, work effort, and investment[J]. 2025.

1 Overview

该论文由Lee和Yoo（2025）[1]研究住房可负担性下降对消费、劳动供给和投资行为的长期影响，核心发现与贡献可概括如下：

1. 问题背景与现象
   • 近年来住房价格与收入比值从1984年的3.57升至2022年的5.81，导致年轻人放弃购房梦想的现象普遍化。调查显示，42%美国人认为“再努力工作也买不起理想住宅”，韩国“三抛世代”、日本“悟世代”等类似现象涌现[1]。
2. 实证证据
   • 行为分化：低财富租户相比同财富房主，信用卡消费高10%（图5），工作努力度低2-4个百分点（图6），加密货币参与率更高（图7）。本地住房可负担性恶化后，低收入租户增加非必需品消费3.03%，而高收入租户减少3.96%（表2）[1]。
   • 放弃阈值：模型显示15%的2010年出生队列在30岁前已放弃购房，其中98%到40岁仍维持此状态（图10）[1]。
3. 生命周期模型机制
   • 放弃购房的租户（概率<50%）消费占财富比提高，劳动努力下降至接近0，风险资产配置呈倒U型（峰值在概率70-80%区间）（图11-13）。相反，仍存希望的租户（概率≥50%）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劳动积累财富[1]。
   • 模拟显示2010年队列终身购房率比1970年队列低9.6个百分点（74.2% vs 83.8%），导致整体劳动供给下降6-8%，消费减少10-15%（图14-15）[1]。
4. 财富不平等效应
   • 初始财富相近但分处放弃阈值两侧的租户，65岁时净资产差异显著（图16）。模型预测放弃行为将导致退休时财富分布双峰化——放弃群体聚集在零附近，购房群体净资产达15-25倍中位房价（图17）[1]。
5. 政策启示
   • 针对“希望阈值”的定向补贴（提升边际租户购房概率至80%）比普惠或贫困定向补贴更有效：福利提升3.31%（普惠的3.2倍），购房率增加3.4个百分点，劳动供给提高5.49%，同时减少4.59个百分点的社保依赖（表4）[1]。全文通过融合微观数据与生命周期模型，揭示了住房负担通过“希望机制”重塑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为创新型补贴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2 Detailed Notes

3 Giving Up Homeownership and Empirical Patterns

3.1 Decreasing Affordability and Giving Up Homeownership

3.2 Cross-Section Comparison: Empirical Patterns

房屋所有权是家庭做出的最重要的财务决定之一，越来越高的不可承担度-更多家庭决定放弃买房-会对其他经济行为造成显著的溢出效应。本文考察消费、劳动和投资行为在租房群体与买房群体之间的区别。

图5为月度平均信用卡使用走势。家庭净财富与信用卡消费呈正向相关，反应出标准财富效应。然而，在低家庭净财富区间，租户比房东消费更多，差距大约为10%。但在高净财富下，这个差距消失甚至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