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緣起：一個關於政治傾向與性別的假說
這一切的思考，始於我對台灣政治現象的一個觀察：我困惑「藍白支持者」，或是那些「對被中國較統一無感」的群體，為什麼在性別佔比上以男性居多？
我的初步假說，是這種潛在的性別差異，源於男女面對「統一」這件事所預見的威脅截然不同。
- 對女性而言： 她們從媒體上看到的是「鐵鍊女」、「新疆被逼懷孕」、「婚內性暴力」。她們看到的，是女性在那個體制下被「子宮工具化」、淪為「權貴玩物」的處境。對她們來說，統一意味著失去現有的人身安全與性別平權，是「從天堂墜入地獄」。
- 對男性而言： 雖然也可能「無尊嚴」，但不至於那麼難以接受。因為（在我的假說中）他們預期自己並非社會最底層，仍能在父權結構中保有對女性的相對優勢地位。他們失去的，頂多是「政治言論自由」（如需要掛VPN、說話小心），這是一種可忍受的「不便」；但女性失去的，卻是根本的「人身安全與自主」。
二、 觸發與體悟：從「抽象」到「具體」的恐懼
這個假說，在我看到唐山燒烤店事件的一則評論時，得到了印證。那則評論提到了中國（例如新疆）女性是如何被系統性地侵犯——被迫生育或遭受輪姦。
在那個當下，我意識到自己「非常的害怕」。
我發現自己感受不到恐懼，除了自身特質以外是因為我未曾認知到自己身為女性，會被當成「性慾望的客體」。但隨著我逐漸認知到情緒與現實，我才體悟到，在一個政權下，「身體自主權」會被徹底侵害的這件事，是多麼令人憤怒與恐懼。
這也讓我區分了不同「威脅」的本質：
- 具體的威脅（女性的恐懼）： 對女性而言，「性別壓迫」和「身體侵犯」是一種始終具體、可想像的威脅。它不需要額外的證據，就能被立即投射到自己身上。
- 抽象的威脅（男性的無感）： 這也解釋了為何像「強摘器官」這類疑慮，似乎也無法在男性群體中引發同等的恐懼。因為這不是一個有「明確、可見證據」的威脅。在它被證實之前，它對男性而言，始終是抽象的。
一個完美的驗證，就是 2019 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在那段時間，中共政權的暴力是「可見的」、「即時的」、「具體的」。透過直播畫面，台灣不分男女都清楚看到了暴力鎮壓。那一刻，「中共威脅」不再是抽象符號，而是具體恐懼，因此才短暫地彌平了性別鴻溝，引發了全民的恐懼，並直接衝擊了選舉結果。
三、 匯總的提問：一個待解的框架
基於以上的脈絡與體悟，我最終形成了一系列更深刻、更結構化的問題：
這個性別差距存在，其根本原因是否在於男女面對「統一」這個情境時，所感知的「威脅類型」截然不同？
台灣女性是否因為更易同理和代入中國女性的處境（如「鐵鍊女」、「唐山事件」、「新疆被迫生育」），從而將「統一」視為一種對「身體自主權」與「人身安全」的具體威脅？對她們而言，這種威脅是否意味著將失去現有的性別平權地位，淪為「子宮工具」或「權貴玩物」，從而產生一種「從天堂墜入地獄」的根本性恐懼？
與此相對，台灣男性是否傾向於從「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與「軍事衝突規避」等宏觀角度來評估「統一」的利弊？在這種「政經軍」優先的考量下，威權統治所帶來的損失（如失去言論自由、需要掛VPN）是否被視為一種「可忍受的不便」或「可交換的成本」，而非根本的生存威脅？
在威脅的「具體性」上，同樣是「身體威脅」，為何「強摘器官」的疑慮似乎未在男性群體中引發同等的恐懼？這是否因為該威脅缺乏「明確、可見的證據」，使其對男性而言仍屬抽象？這是否也反證了，女性所恐懼的「性別壓迫」（性暴力、身體禁錮）之所以具體，是因為它在人類社會中始終「可見且可想像」，不需要額外證據？
- 我最想知道的核心的問題是：男性的「無感」或「容忍」，是否源於一種（潛意識的）認知——即在一個更壓迫的父權體制下，他們依然不是最底層，仍能保有對女性的相對優勢地位？因此，他們失去的僅是「政治自由」，而非「身體自主權」？
最後，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是否可作為一個驗證？它是否因為提供了「即時、可見、具體」的暴力鎮壓畫面，才成功地將「中共威脅」從一個抽象符號轉變為具體恐懼，從而短暫地彌平了性別鴻溝，引發了（不分性別的）普遍恐懼，並直接影響了當時的選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