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0日）

写这篇文章并不容易，原因很快你就会明白。但我知道，是时候解释一下自己为何要卷入这个充满毒性的争议。我写下这些，并不是想再添一把火。

如果你不了解前因后果：去年12月我曾在推特上公开支持玛雅·福斯特特（Maya Forstater）——她是一名税务专家，仅仅因为发布了一些被认为是“恐跨”的推文就失去了工作。她把案子带到就业法庭，要求法官判定“相信生物性别决定性别”的理念是否受法律保护。法官泰勒最后判定：不受保护。

但其实我对“跨性别议题”的关注比玛雅的案件还要早差不多两年，这期间我一直在认真阅读关于“性别认同”的争论。我见过跨性别者，也读了不少由跨性别者、性别研究学者、双性人、心理学家、儿童保护专家、社工和医生撰写的书籍、博客和文章。我也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持续关注这场话语风暴。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这个议题的关注是职业所需——我正在写一个设定在当代的犯罪小说系列，女侦探这个角色正好也会面临这些现实议题。但同时，这个议题对我个人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会解释原因。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边阅读、研究，一边在推特上不断收到跨权激进分子的指责和威胁。一开始的导火索是我“点了个赞”。那时候我刚开始关注性别认同、跨性别相关的内容，我有时会截图保留下来，方便以后深入研究。有一次，我不小心按成了“点赞”，没截图。就这个“点赞”，被定性为“错误思想”的证据，从此开始了一连串低烈度但持续的网络骚扰。

几个月后，我又“雪上加霜”——我关注了推特上的Magdalen Berns。她是个非常勇敢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身患恶性脑瘤，命不久矣。我关注她，是因为我想直接联系上她，后来也确实成功了。但因为她坚持“生物性别很重要”，并且反对“骂不愿和有阴茎的跨性别女性交往的女同性恋是偏执”的做法，于是一些跨权推特用户脑补出一整套故事，社交媒体上的攻击随之升级。

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知道：当我选择支持玛雅时，我完全清楚自己会面临什么。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或者第五次“被取消”了。我早就预料到暴力威胁、有人会说我“字字句句都在杀人”，会有人骂我是“婊子”“贱人”，还会有人烧我的书。甚至有个特别恶毒的男人说他把我的书拿去堆肥。

但我没想到的是——在这次“取消”之后，我收到了雪崩般的邮件和信件，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感谢的、支持的。写信来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善良、有同理心、有思想，有些甚至正好在处理性别焦虑和跨性别者的专业领域工作。他们都对这个政治概念影响医疗、政治、儿童保护的方式深感忧虑。他们担心青少年，担心同性恋者的处境，也担心女性和女孩的权利正在被侵蚀。最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这个“恐惧文化”让所有人都受害——尤其是那些跨性别的年轻人。

在我为玛雅发声之前和之后，我有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上推特，因为我知道那对我的心理健康毫无好处。我后来重新上线，是因为想在疫情期间免费分享一本儿童书。结果刚一发言，那些自以为善良、进步、正义的活动人士立刻涌进我的时间线，自以为有权利来审查我的言论，指责我仇恨，骂我厌女，最常见的——所有参与过这场争论的女性都懂——就是骂我TERF。

如果你还不知道（也完全没必要非得知道），TERF是一个由跨权活动人士发明的词，意思是“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但实际上，现在被骂成TERF的女性群体非常庞杂，大多数人根本算不上什么“激进女权”。举例来说：一个害怕自己儿子因为遭遇恐同霸凌而想要变性的同志母亲；一个本来根本不关心女权的老奶奶，只是因为Marks & Spencer（英国连锁商场）允许任何“自称是女性”的男性进女更衣室，于是发誓再也不去那里购物……她们都被骂成了TERF。

讽刺的是，真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其实并不“排跨”，她们也把跨男（trans men）纳入女权主义的范畴，因为跨男本来是女性出生的。

但“TERF”这个帽子已经足以吓退许多我曾敬佩的人、机构和组织，他们现在都像在幼儿园被霸凌了一样畏畏缩缩。“他们会说我们恐跨！”“他们会说我恨跨性别者！”——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你有跳蚤了？作为一个生理女性，我只想说，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是时候“长点胆子”了（当然，照那些说小丑鱼能变性就能证明人类没有性二分的人来说，这话可能也得被当真）。

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站出来说话？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做功课、少说话？

因为我有五个理由让我对新兴的跨性别激进主义感到担忧，也让我觉得必须站出来发声。

第一，我有一个慈善基金会，重点是帮助苏格兰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女性和儿童。我们资助的项目包括帮助女性囚犯、帮助家暴和性侵幸存者等。我还资助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研究，这种病在男女身上表现完全不同。我早就注意到，新跨权运动（如果他们的诉求全部实现的话）会对我支持的这些事业造成实质性冲击——因为他们试图抹除“法律上性别的定义”，用“性别认同”来替代“生理性别”。

第二，我是一个前教师，也是一个儿童慈善组织的创始人，这让我对教育和儿童保护特别关心。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对跨权运动对这两个领域造成的影响深感忧虑。

第三，作为一个被封禁多次的作家，我很重视言论自由，并且曾在公众场合为它辩护——哪怕是对川普（Donald Trump）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