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凌一尧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一件婚纱,她问好不好看,我说还行。

她说“初五举办婚礼,和我们以前想象得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有白婚纱黑礼服,就是没有你。”

我说“要不要我去凑个份子?”

她半天之后才回复说:“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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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夏天,我十六岁,正在读高中。即便是夜晚,气温仍然高得令人辗转反侧,黑漆漆的夜晚满是室友们翻身和叹息的声音,而我咬着小电筒,蒙着一条薄被单,写下人生中唯一的一封情书。我的读者叫凌一尧(请允许我根据她真名的首字母臆想了这个名字),马尾辫,大前额,身材娇小,细腰长腿小翘臀。要命的是,她偏偏是一位学霸,常年霸占月考名次红榜第一排,这样脑瓜子聪明又美得翻泡的妞儿绝对是众人心目中的雅典娜,只可跪舔不能直视。几乎每天,我都会想入非非,幻想着各种与她搭讪的场面。其中包括她从楼梯上滚下来毁容了,我抱她朝着医院狂奔,并且发誓这辈子我都不会抛弃她,最后她在我的怀里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送出情书的第二天,我的创作地点就转移到政教处办公室,对面坐着姚主任,我们私下管他叫”姚千岁“.他说:”吕钦扬(不好意思,这也是我根据我名字首字母造的)同学啊,昨天你一夜写了三页纸,今天怎么就咬笔杆了?是不是这个环境不利于激发创作灵感,要不要拿回宿舍慢慢写?“我理智地拒绝道:”不用了,这里有空调。“凌一尧把我的情书送给政教处,这事做得太坑,我内心的伤痛尚未愈合,班主任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你要上电视了!“”什么电视?“我有些激动。”闭路电视。经过校领导研究决定,这次纪律整顿大会的主题是杜绝早恋,你要在学校直播室做一次公开检讨。“”为什么是我?不就一封情书吗?“班主任思索片刻,说:”可能是别人脸皮太薄了,怕留下心理阴影。

纪律整顿电视会议之前的那几天,我的心情却糟糕到极点。

每次远远地看见凌一尧,我都会走向旁边的岔路,不愿意与她打照面。说实话,我对她有些记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做,难道被我喜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以后不喜欢你就是了呗。

据说历次电视会议的录像都会被妥善保存,作为我校发展历程的丰碑,为了给学妹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特意理了一个清爽的发型,熨了一下白衬衫,还借了一双白色的耐克跑步鞋。

第一次上电视,好激动。

那天中午政史二班的体育委员来访,对我进行亲切慰问,鼓励我好好表现。他带来一个消息,说那封情书不是被上交的,而是被他们班主任曹老太缴获的,凌一尧还被拉到办公室做了一通思想审查。

学校演播室中间摆着一台黑色的摄像机,镜头前面摆着一个主席台,依次坐着诸位领导以及各年级组长,而门口站着的是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个就是我。那五个家伙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的罪名比较另类,什么拿街机子儿冒充硬币买茶叶蛋,什么大半夜拿鱼竿在校园的池塘里钓鱼的,还有那位住在二楼的同学,他用大搪瓷杯装尿往院墙外面泼,墙外方圆几米的庄稼死得透透的,连野草都长不出一棵。

相比之下,我绝对是最纯洁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说我因为写情书给女孩却被对方送给老师了,他们一个个都面露鄙夷之色,仿佛我犯下比他们更龌龊的罪行。当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

由于早恋是今天重点批判的主题,姚千岁将我安排在最后出场。班主任对我有点不放心,还特意跑来对我进行战前动员和辅导,他说:“等会儿千万不要紧张,控制住情绪。” “你怕我被吓哭?”我有种受辱的感觉。

班主任说:“不是,我担心你在这么严肃的地方笑场。”终于轮到我了,我站到话筒前面朗读上次写的检讨,尽量不看镜头,像在给姚千岁致哀悼词。正要谢幕之时,副校长却在发表一则有关早恋危害的讲话,此时我非常困窘,***似的杵在那里,被全校数千双眼睛在看不见的地方盯着,这种滋味真心痛苦。

不知道副校长说了什么,姚千岁突然对我发问,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镜头。

我一头雾水地“啊”了一下,此处是第二声。姚千岁将问题重复一遍:“吕钦扬同学,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感到后悔?”

当时我就震惊了!这他妈算是什么垃圾问题?你又不是没看过我那封情书,写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引人沉思,都发誓这辈子非凌一尧不娶了,你现在***问我 后不后悔?我他妈只是以大局为重,配合你演一场杀鸡儆猴的戏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冤大头了?我就算真的后悔了,不可能当众说出来啊,否则以后还怎么混?

面对那黑洞洞的镜头,不,那不只一个镜头,那是数千双眼睛,我作出一个重大而深远的决定—我盯着镜头,说:“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