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收录的是一个会议发言，并做了修改。2003 年 9 月 15 日，妮可·奥贝尔和弗杭斯瓦·阿谢尔在巴黎高等商业学校举办了名为“超现代个体”的研讨会。
我将试着和你们谈谈当今时代的个体，而我把这个时代定性为超工业时代。我将从如西蒙东所打造的那样的个体化概念出发，其中把一个体化设想为一个过程，那总是既是心理的又是集体的，而且“我”和“我们”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两者的间距也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力。
不过，西蒙东在原则上假定说，说着个体化，即身为对一个“我们”讲话着的“我”而认识着它，就是在个体化着它，换句话说就是延续着它，而且由此，就是在变更着（alter）它，使它生成，转-形着（trans-form）它。 关于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家尚-弗杭斯瓦·李约塔，可能会说：成就（per-former）它，否则就高度制作它。可我相信他不了解西蒙东。如果对个体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个体化的转形，那么，认识个体化的可能性问题就要提出来了。于是，我在这里所持的话语如何是一种认识的话语呢？西蒙东清楚地回答道：人们无法认识个体化。那么，我们是被哪个类型的话语所约束呢？
无论赋不赋予这一话语一个“认知的”地位，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据此，在（哲学地）说着个体化时，我就个体化着它，也就是说我奇异化着它，而且我必然在其中奇异化着自己。 在说着它的时候，我就做出了个体化：这实际上是在奥斯汀的意思上的某种操演性，而就像我成了我所描述的对象的一部分——我介入其中勒。 所以，我这样参与的个体化就不只是我的个体化，根据西蒙东的理论，它也总已经是一个团体的个体化，而我在对这个团体讲话，并且在我对团体讲话时，我恰恰属于这个团体，也就是说，通过这一讲话，我参与了团体的个体化。 这个团体，就是你们，而你们和我形成了一个“我们”。而且，这一切都意味着我的话将是政治性的，由此也是非认知的，更确切地说则是操演性的。这就是我想事先告知你们的东西。
说现代性，我指的是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万一要讲到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é）（然而，这就要对后现代性这个概念作一个审慎、细致的批判，而不是全扔掉）的话，那只能是在人们这样指明了那体现了超工业社会的特征的东西谈起——那是完全相反于我们以为可称作“后工业”社会的，从来只是一个空想，而出于同一原因，“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一样，多少也如此。
《后现代状况》的前几行就把这作为既成现实而提出，说事实上，我们已进入后工业时期，通过不经讨论就重拾了阿兰·图海讷（Alain Touraine）的论点，而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这个论点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并且多年来阻塞了一切政治思想。李约塔写道：
“我们研究的假设是，当各个社会进入所谓的后工业时期、各个文化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时期的时候，知识的地位就变了。”
而且，这里有个注，引向了关于一个后工业时期的来临的多项研究，尤其是阿兰·图海讷的《后工业社会》（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我要提出相反的意见：我们还没有离开现代性，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在任何事物的工业化中。显然可以提出关于现代性的另一个定义，不同于“认识到社会的生成-工业化（le devenir-industriel）”。这样，对于一个有可能的“超现代性”的问题也许就开启了其他视角。例如，可以说现代性指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其中计算通过普遍数学（拉丁语 mathesis universalis）和由技术支配自然这一计划，而成为了王者：这是海德格尔的定义。或者，可以把由资本主义而来的现代性的特征描绘为资产阶级的来临，而后者则是作为对于社会的工业化而得到具体化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定义。还有控制社会的定义，那显然与这两种思想都有关。
事实上，计算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来临是同一生成的不同方面，而这一生成是被工业革命所具体化为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实的，从而设置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时代。这是要在法则上说明的东西——不是为了说这个历史事实（即我们将处于后工业时代，因此也是处于后现代的时代）将会被完成，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假设这一生成会扩展、加强和复杂化；并且，在进入数码生物式的时期之际，那一生成也提出了有关热力学机械化和电力机械化的时代的一些新问题，而且，事实上体现了德勒兹所命名的控制社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