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性别浪潮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些曾接受跨性别转变（如激素、手术）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去跨性别”（detransition），即停止先前的跨性别医疗并回归原生性别。这些人常被称为“后悔变性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群体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据研究者Lisa Littman对100位detrans者的调查，约69%-70%的人出生性别为女性。也就是说，多数detrans者是曾从女跨男、后来又选择回归女性的年轻女孩。这一性别比例的失衡并非偶然，恰恰与近年来跨性别趋势在青少女中的流行密切相关。
过往跨性别者以成年男性为主，而近十年来，全球各国青少年性别诊所都报告女孩患者激增。例如，在英国塔维斯托克性别诊所，2009-2010年收治的性别焦虑儿童还以男孩居多；但到2018-2019年，被诊断为性别焦虑的儿童中74%是女孩，数量远超男孩。这一转变被认为与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化对青少女的影响有关。许多原本没有童年性别焦虑史的女孩在青春期突然认定自己“生错了性别”，并迅速走上跨性别医疗之路。这类现象有研究者称为“快速发生的青少年性别焦虑”，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跨性别文化在西方舆论中被大量宣传为“自我实现”和“真我”的体现，甚至将之浪漫化为解决人生困扰的灵丹妙药。然而，对于一些脆弱的年轻女孩来说，这样的文化叙事反而成了误导她们的陷阱。
社交媒体的影响： 美国女孩Helena Kerschner的经历就是典型一例。Helena在14岁时是一个在学校里格格不入、饱受抑郁和进食障碍困扰的少女。由于在人际关系中遭遇排斥，她开始沉迷于社交媒体。在网络世界里，她发现**“当直女、白人、非跨性别人群会受到贬低，而宣称自己是跨性别却能得到特别关注和赞许”**。作为一个社交困难的青少年，这种现象令Helena深受吸引。同时，网上的跨性别社群不断灌输一种观念：凡是对自己身体不满、与性别角色格格不入、抑或情绪社交有问题，都可以解释为“性别焦虑”的征兆。这些网络“意见领袖”声称，Helena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因为她“其实是男孩”，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转变”为男性，否则就只有自杀一途。年仅十几岁的Helena深信了这种说法，将自身种种青少年期的普遍烦恼（如容貌焦虑、人际孤独）都归因于性别错误。她开始坚信“变性是我获得幸福的唯一机会”，并迫不及待地想展开医疗过渡。
对女性身份的恐惧： 一些女孩之所以投入跨性别怀抱，是出于对自身女性身份的深深不安和逃避心理。加州女孩Chloe Cole的故事发人深省。Chloe年仅11、12岁进入青春期，身体迅速发育。这时周围充斥着对女性生理的负面描述，来自同龄女孩和成年女性的抱怨让她对月经、怀孕、生育充满恐惧。她没有可以信赖的年长女性榜样，反而因为从小受哥哥们影响而性格偏于男孩气。青春期的Chloe对自己逐渐女性化的身体感到强烈的不适和害怕，再加上她本身患有多动症（ADHD）和自闭症谱系，这导致她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举止更接近男孩子。这些本来可以通过心理疏导和平等性别教育来化解的问题，却在跨性别观念的影响下被“误诊”为性别认同危机，她被引导相信自己不适应做女孩，是因为**“脑子里住着一个男孩”**。就这样，Chloe走上了女跨男的道路：13岁时在医生建议下开始青春期阻滞剂和高剂量睾酮治疗，15岁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她当时以为这一切能让自己变得“更像男孩”从而逃避做女人的痛苦，但事实证明她只是跳入了另一场噩梦。
心理问题被忽视： 许多detrans女孩在回顾自己的跨性别经历时，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点：原本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一味被贴上“跨性别”标签。英国女孩Keira Bell的经历就是明证。Keira的成长环境充满不幸：5岁时父母离异，母亲酗酒患有精神疾病，家庭关爱缺失。青春期的她和不少女孩一样对身体变化感到困扰：髋部变宽、乳房发育让她厌恶，她的月经疼痛难忍，令她非常痛苦。同时，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喜欢女生，但由于从未接触过积极的同性恋形象，她对“女同性恋”这个身份充满羞耻和自我否定。种种因素让Keira在14岁时深度抑郁、辍学闭门不出，以网络和音乐逃避现实。就在此时，“也许我是男孩”的念头出现在她脑海。在母亲和继母的询问下，她很快确信自己应该成为男性，并坚称唯有变性才能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英国公立医疗系统并未深入探究Keira抑郁、家庭创伤、同性取向困惑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只是经过几次简短会面就断定她是“性别焦虑”。16岁时Keira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开始使用青春期阻断剂，17岁转为注射睾酮，20岁做了双乳切除术。回顾这段历程，Keira痛心地发现，当年医护人员几乎完全忽视了她的抑郁、焦虑、家庭创伤和同性取向困扰等共病因素，只是草率地**“认同”**她的自我诊断，认为打荷尔蒙、切掉乳房就能让她摆脱痛苦。事实上，她原本需要的是针对抑郁创伤的心理支持，而不是一张变性的“快速通行证”。
“肯定式”治疗的压力： 跨性别文化盛行的另一结果，是医疗体系在舆论压力下奉行“性别肯定治疗”（gender-affirming care），对提出跨性别需求的青少年不加质疑地提供转换措施。在这一模式下，不少家长和医生即使心存疑虑也不敢逆流而行。Chloe Cole的父母一开始对女儿少小年纪就要改变性别感到担忧，但医生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是想要一个死去的女儿，还是一个活着的儿子？”。这句话几乎成了当下跨性别医疗的标准话术，让父母如坠冰窟，在“立刻同意变性”与“女儿可能自杀身亡”之间，他们被迫选择前者。在这样的胁迫下，Chloe的双亲只得违心地点头。在很多国家，医疗机构都默认“青少年对自己的性别认知绝对不会错，绝大部分接受治疗的人不会后悔”，以至于把未成年人快速推上跨性别医疗流程视为理所当然。然而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这种过于乐观的承诺与现实相差甚远。
Helena：社交媒体下的迷失与觉醒。 Helena Kerschner在18岁生日过后不久，就只身前往“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诊所要求开始激素治疗。令人震惊的是，她的初诊只用了不到一小时，医生便在未做任何深入评估的情况下开出了高剂量睾酮。Helena回忆说：“我告诉医生我想要大剂量，因为我想让身体尽快改变，他们竟然就照办了。”随后的将近一年里，高浓度睾酮在她体内引发了一系列剧烈反应。她的情绪失控，几乎丧失了哭泣的能力（有强烈的悲伤感却流不出眼泪）；她开始出现偏执的暴怒和妄想症状，多次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不仅伤害自己也威胁到他人。这些可怕的精神症状最终将Helena两度送进精神病院。但住院期间，无论是急诊医生还是精神科医师，竟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向她正在服用的大剂量雄激素。他们宁可怀疑她新添了某种精神疾病，也不愿承认这一切可能是“不符合生理的性激素”造成的副作用。Helena被迫服用了大量精神药物，却不见好转。在这暗无天日的一年中，她原本对跨性别生活的美好幻想逐渐崩塌。终于，在2018年2月，Helena决心停止服用睾酮，开始了痛苦的去跨之路。令人唏嘘的是，停药后不久，她的那些“神秘病症”便不治自愈，再未复发。这时她才如梦初醒：原来所谓“必须变性才能快乐”的叙事是多么荒谬危险，原来自己被社交媒体和仓促行医的诊所联合欺骗，付出了几乎丢掉理智的代价。
Chloe：逃避女性身份的代价。 Chloe Cole的跨性别历程同样以惨痛收场。由于年幼开始堵住青春期发育，她13岁时就出现了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整夜盗汗、严重潮热，浑身皮肤奇痒难耐。这些症状在她停用阻滞剂后有所缓解，但青春期被强行中断的后遗症远未结束。长期的激素紊乱导致Chloe至今饱受关节疼痛和脊柱神经痛的折磨。更糟的是，雄激素造成她阴道组织萎缩，年仅十几岁的女孩提前出现只有绝经女性才会有的泌尿生殖问题，需要依赖局部雌激素药物来缓解疼痛。15岁那年，Chloe在手术台上失去了健康的乳房。术后她一度因为终于摆脱了胸部而宽慰，此前她每天不得不用紧身胸束勒住乳房，在加州高温下裹着层层衣物遮挡，苦不堪言。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她胸前用于乳头重建的植皮开始坏死感染，她不得不每天给伤口换药，胸口留下一生难以消除的疤痕。更令她追悔莫及的是，手术切除了她未来哺乳后代的可能。“我永远没法给未来的孩子喂奶了”，Chloe在公开演讲中常常哽咽地说道。如今20岁的她回想起这一切，愤怒地指责当年的医生和心理专家：“他们根本没认真检查我为何讨厌做女生，如果当时正确地治疗我的焦虑和自闭症，我本可以避免这些医学干预。”Chloe坚定地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是真的跨性别者，只是一个对青春期充满困惑和焦虑的女孩”**。她已对当初的医疗提供方提起诉讼，称自己是“美国医学史上最大丑闻之一”的受害者。
Keira：直面真相，重获身份。 Keira Bell最终在22岁时停止了雄激素注射，开始以女性身份生活。走过五年迷途后的她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性别焦虑其实是内心痛苦的一个症状，而非原因。”变性并没有使她真正成为男人，它只是让一个备受精神创伤的年轻女性披上了男性的外壳。随着思考能力的成熟，Keira意识到自己追求的男性形象其实是按照刻板的性别定型构建的，她一度以为留着胡子、平坦胸膛就是“成为男人”的标志，可最终发现这些改变无法根本改变她的生理性别。相反，试图过男性生活的经历让她重新正视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事实。然而，这份领悟来得太晚：她不得不接受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后果，可能的终生不孕、不再有乳房无法哺乳、阴部萎缩、嗓音永久低沉、脸上终生难以消除的胡须。这些都是青春岁月里草率决定留下的烙印。“当年在诊所，我有这么多问题交织在身，变性仿佛成了万能药，”Keira事后反思道，“可专业人士本应做的是逐一解决我的共病，而不是迎合我幼稚的幻想，用激素和手术‘一劳永逸’地掩盖创伤。”正是出于这样的痛悔，Keira勇敢地将诊所告上法庭，揭露英国医疗体系在未成年人性别治疗上的草率和失职。她的胜诉引发了英国医疗监管的巨变，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那些像她一样被误导的年轻女孩。
尽管女性在detrans群体中占多数，但也有一些男性的“后悔变性”故事值得关注。这些经历往往与女性有所不同，体现出跨性别文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各异。
Walt Heyer的经历： Walt是较早公开自己后悔变性的男性之一。他出生于男性，却在幼年时期受到祖母的影响，祖母总把他打扮成小女孩，仿佛希望他成为“外孙女”。这种早年的混淆为他日后的性别认同困扰埋下了种子。成年后，Walt结婚生子，但内心始终挣扎。42岁时，他终于决定通过手术和激素**“变成女人”**，给自己取名“Laura”并以女性生活了8年之久。然而，这段跨性别生活并未给他带来真正的平静。他发现自己依旧深陷抑郁，家庭破裂，人生失去方向。最终，Walt在信仰的帮助下幡然醒悟，意识到变性并没有解决他内心的问题，反而让他失去了太多珍贵的东西。他毅然选择了detransition，放弃女性身份，回归出生时的男性角色。重拾人生后，Walt创办了一个名为“Sex Change Regret”（后悔变性）的公益网站，帮助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人。他在采访中透露，有数以百计的人联系他，表示对自己的变性决定感到后悔或动摇。Walt常说的一句话是：“把你的生活夺回来，别人能做到，你也可以！”这句话正道出了许多detrans者的心声：他们感觉自己的青春、身体、身份都曾被一场谎言所窃取，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才能夺回。
不同的诱因与相似的教训： 相较于女性，男性跨性别者后悔的原因和情境有所不同。女性往往是在青春期受到同侪文化和性别刻板印象的驱动，企图逃避做女孩的压力；而男性跨性别者中，不少人在成年后由于童年创伤、心理障碍或对自身性别的迷恋偏执等因素选择变性。在Walt的例子中，是童年性别角色错位和心理创伤使他误认为变性能带来解脱；另一些男性案例中，有人是出于特殊的性心理动机或对女性身份的幻想而变性，最终发现手术无法填补心理空虚。尽管诱因不同，但所有后悔变性者的共同点在于：变性并没有解决他们原本存在的深层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身体和心理创痛。这一点无论对男女都是适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性别文化过度简化了性别焦虑的成因，把各种复杂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出生时的性别不对”，这对任何性别的人都是一种有害的误导。
跨性别倡导者过去经常声称，“绝大多数变性者对治疗很满意，后悔率低于1%”。这一说法源于早期对成年人变性手术的回顾性研究。然而，随着近年青少年跨性别医疗的激增，这个乐观的数据正受到挑战。有研究指出，实际经历医疗转换后再选择detrans的人数比例可能被低估。传统诊所报告的低后悔率往往未能捕捉那些自行脱离医护体系、悄悄去跨的人。事实上，在Lisa Littman对detrans群体的调查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曾主动告知医生自己停止了变性治疗。这意味着诊所掌握的后悔人数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