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德勒兹／瓜塔里/ 概念/ 生成/ 块茎/ “逃逸”/ 机器/ 解辖域化/ 游牧思想/

摘要：本文从 6 方面梳理当代法国思想家德勒兹及其搭档瓜塔里的游牧思想：对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对哲学的重新解释和定义，以“块茎”为核心的概念生成论，以流变为过程的机器组装论，以“游牧”为主线的空间“逃逸”论和以“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为公理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论。

一

哲学家创造概念（concepts）。在这方面，其他人无法替代。(Boundas,2000)德勒兹被公认为创造概念的大师，而且他在不同领域间追踪概念，让这些领域既互通，又保持差异，如在哲学与音乐之间、音乐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动物之间。这种沟通创造出了第三个领域，既哲学的生成为-音乐(becoming-music)，音乐的生成为-文学(becoming-literature)，文学的生成为-动物(becoming-animal)，等等。(Deleuze and Guattari,1996)“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是“概念的朋友们”，那么，如德勒兹所说，不读柏拉图、笛卡儿、康德、海德格尔以及他人关于他们的思想的书，又怎能“思想”呢？(Deleuze,1977)德勒兹的著述是一种读，而这种读不是在原著中寻踪索迹，寻找隐蔽的所指，领会终极意义，而是通过“加速”和“减速”把论点和论据追踪到没影点(vanishing point)，直到抓住“生成”疑点和问题的机器，介入改造和变化的理论，捕捉足以表达这种理论的语言，用纯粹“生成”的理论颠覆同一性之压制，用差异代替存在，用生成差异的重复取缔线性的时间序列，才算完成了游牧式（nomadic）阅读。(Boundas,2000)

于是，在德勒兹的思想游牧场上，休谟提供了先验经验主义的方法；（Deleuze,Empiricism and Subjectivity:An Essay on Hume's Theory of Human Nature,trans., Constantin V.Boundas(Oxfor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斯宾诺莎帮他解决了一与多的古老命题；（See Deleuze,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Spinoza,trans.Martin Joughin(New York:Zone Books,1990);Spinoza: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Robert Hurley(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1988)）而在移植现象学和现象学给予自然感知的特权方面，柏格森则是德勒兹的同谋。(Deteuze,1988;1994) 然而，柏格森的重复的记忆，也就是不能永久回归的时间，并未彻底说服德勒兹，致使他带着疑虑追问尼采。尼采的永久回归说(the eternal return)让德勒兹弄清了：重复是某种方式的行为，总有关某一独特客体，即是说这种重复不包含相似性、相同的因素。尼采说的重复是一个例外、僭越(transgression)、差异。由于这种独特性、僭越性、无中心的差异性，尼采才名之为权力意志。然而，德勒兹认识到权力意志不是被剥夺了权力的各方力量那刻意追求和夺取权力的意志。力（force）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意志，或者说，意志就是作为权力的力的表达。(Deleuze,1983;Boundas,2000)

要建构游牧思想体系，德勒兹必须先建构关于纯粹生成和变化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必须包括一系列悖论和序列的构型，必须大于以前所是的东西，又小于将生成的东西。已往的表述性逻辑不足以处理这种纯粹的生成，而需要一种关于纯粹“事件”(events)的逻辑，生发意义（sense）的逻辑。(Deleuze,1990) 德勒兹了解到，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就试图解释事件，说明变化、变形和生成的原理，但到了斯多噶时代，事件和生成的关系才首次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人们才懂得思考生成就是思考事件。事件是由物体(body)引起的，而物体及其属性，物体性混合和非物体性事件，都存在于当下现实，影响着其他物体，促成了其他物体的新混合。然而，物体不仅促成了实际发生的事件，还促成了虚拟的“事件”。虚拟的“事件”反过来又对身体发生了“准因果式的影响”。就本体（ontological）差异而言，事件不是当下发生的情况，而总是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情况。所以，事件总逃避现在，总是由于逃避而在同时证实过去和未来。事件不表示本质或属性，而代表力、强度(intensities)和行动(action)。事件并非先于身体而存在，而是固存、持存、寄存于身体。此外，事件并不发生于主体，而是先于主体和个体而存在。事件不构成主体，而是分解主体，事先设定一个意志，以便在事态(state of things)中寻求事件的永恒真谛。由此，实际事件中固存的虚拟事件(virtual events)就是人们所思想、意欲的东西。要在生活中体现价值，就必须时刻意欲既是差异又是同一性的东西，把平庸升华为卓越，让伤口趋进于愈合，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死亡抵抗死亡，通过重复走向自由。这便是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和事件的伦理。(Deleuze,1990;Boundas,2000)

二

德勒兹毕生探讨“哲学是什么”。在他（和瓜塔里）看来，哲学不是探讨真理或关于真理的学问，而充其量是自我指涉过程，是创造概念的一个学科，其主要任务是创造、梳理、重新安排视角。世界是在概念中、通过概念向我们显示的，所以哲学研究是借概念重审世界，开创看世界的新视角。(Deleuze and Guattri, 1994)

哲学创造的概念不同于它提出的命题(propositions)。命题是用于争论的单位。构成命题的词语组合遵循一定规则。虽然组合的数量可能是无限的，但单个词在任何两个组合中的重复都必然保持其语义的独立性，正如不同组合的句法结构都相对不变。在命题中，自我认同的词语单位根据不变的规则进行不同的组合，构成了由常量所控制的独立的变量(variants)，或然性或新的可能性就是由这些变量的聚合(convergence)生发出来的。但这些可能性所指代的事态是外在于命题及其表述的。命题与事态的构成因素必须一致：一个词之于一个物，就如同一个命题之于一种事态。这就是说，同时存在着物的一种语法(grammar of things)和词的一种语法(grammar of words)，两种语法一一对应。构成因素在一个层面上的关系反映它们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要获得的关系；物的系统与词的系统处于类比的关系中，而逻辑就是对这种类比的规训和整理，最终促成了再现(representation)。但物与词何以建立起这种类比或对应关系呢？又用什么方法或标准来衡量这种关系呢？经验的方法根据物在经验中呈现的秩序把表达与其指涉一致起来，其结果是一种对应的思想秩序。超验的方法认为物的呈现与外在于经验的一个基础的主体秩序相一致，因此，特定的现存主体决定着其有限的反映。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foundation)相似于它所建立的东西，而这种相似就是重复。在这个意义上，命题就是对重复的规范化。(Deleuze and Guattari,1994;Massumi,1998)

但在德勒兹的理论中没有反映，没有一致性或对应性，因此也就没有再现性。所有这些，连同命题中的变量、常量、指代、类比、再现、可能性、相似性、经验的标准、超验的标准、基础与重复，都是思想的映像(images)，都是他的概念予以攻击的对象。(Massumi,1998)那么，他所说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他的概念有3个相互交叉的基本特点：首先，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交织，无论是在自身的领域内，还是在周围相关的领域内，概念都是由其他概念所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哲学研究的对象就都是一种理论实践，都是概念的实践，必须根据它所介入的其他实践加以判断。其次，概念的构成因素之间固有一种统一性，这是概念的限定性条件。当异质性因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聚集于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与这些构成因素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离时，概念的统一性或一致性就发生了。最后，概念有种内强的本性(intensive nature)，它既不普遍，也不特殊，而是一个纯粹简单的有特性的力，每跨越一个概念场(conceptual field)时，这个力都对那个场的其他因素和概念发生作用，回荡着震撼的颤音。(Massumi,1998)

按此理解，概念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再现；它活动于其中的“场”(field)也不是单个领域，而是一个“平面”(plane)；它既是逻辑的、政治的，也是审美的，而概念就是这个“场”上的一个“点”(point)，与场上的所有其他变量相共存，没有固定的指向，而具有从一个层面向另一个层面跳跃的潜势。这个场上各个变量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这意味着独立的变量已经不存在了；变量之间已经相互不可分离了，而处于一种奇怪的共存但又可区别的状态之中。可以说，这样的“点”是非线性时间中的“时刻”(moments)，是无界线空间里的“皱褶”(folds)，它们只能在自身之内或向自身之外展开。这样的“点”不仅与其他“点”相区别，而且自身包含着差异的构成因素，是差异的极端表现。它们构成了纯粹内在性的“场”，在这个“场”上只有变量，没有常量，所以，这些“点”是运动的、变化的、生成的。显然，概念决不是给事物贴上的标签或命名；概念决定思维的取向。而要理解思维是什么，我们不应该仅只撷取日常生活的资料，通过推演而从中得出结论，而要寻找极端的思维形式，如艺术、哲学和科学。哲学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概念，正如艺术和电影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一样。(Massumi,1998;Colebrook,2002)

三

概念不是命题，但这不等于说概念不能转化成命题。从构成上说，德勒兹的“概念”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首先，它的内在逻辑并不是命题式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和有序的序列，因此不局限于线性发展，这样，其总体格局就是不可预测的。一个概念可以从一个场跳到另一个场，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有时竟是巨大的跳跃，甚至消失在视界之外，在若干年或若干书之后才重现。但每次重现（只要重现的话）都必然创造一组新的与自身和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这就是说，概念本身不但可以移入新的环境，而且可以加快建造新环境的速度，从而跨越遗传谱系和学科界线。其次，移入新环境的概念自然成了它所指的那个环境的标志，与那个环境的各种因素处于对应的关系中，或用来指称那个环境与其他环境的关系，因此自动地、无法察觉地转化为命题。这就是德勒兹式的概念能够生产变量、必然要“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内在原理。(Massumi,1998)

从本质上说，德勒兹的哲学是关于生成的本体论。用以说明这种“生成学说”的具体例子是“块茎”(rhizome)概念，或“块茎思想”。“块茎”是德勒兹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其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善用比喻）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他（和瓜塔里）所采用的重要论证方法之一。“块茎”是一种植物，但不是在土壤里生芽、像树一样向下扎根的根状植物。相反，“块茎”没有“基础”，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点。“块茎”在地表上蔓延，扎下临时的而非永久的根，并借此生成新的“块茎”，然后继续蔓延。如同马铃薯或黑刺梅树一样，一旦砍去了地上的秧苗，剩下的就只有“球状块茎”了。一个“球状块茎”就是一个“点”，“点”的链接就是这种生长过程的结果，这个生长过程也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生成”(becoming)。“生成”是一个运动过程。生成不是由物的状态决定的，并不“根植于”确定的物的状态之中，它不提出“你将生成什么？”的问题，因此也不涉及模仿或再现，因为思想并不构成对经验世界的再现，而构成与经验世界的“块茎”的生长过程。(Deleuze and Guattari,1996)

就方法论而言，“块茎”与传统的解释、阐释和分析模式毫无关系：德勒兹（和瓜塔里）拒斥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模式的专制，因为它们都试图寻找表层之下隐蔽的深度，都试图在表象的背后挖掘出一个终极存在或此在(ultimate being or presence)，也正因如此，德勒兹（和瓜塔里）才开始了重读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浩瀚工程。他（们）所感兴趣的恰恰是从未隐藏过的关系，不是文本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文本与其他客体、一个文本与其外部的关系。他（们）从不追问一本书是什么，能指和所指的意义是什么，所要理解的内容是什么。相反，他（们）追问一本书的功能是什么，与它所传达或不传达的强力是什么关系，它进入了怎样的繁殖，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变形，最后，它又是怎样与“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达到聚合的。一本书为一个外部(outside)而存在，一本书就是一台文学机器(literary machine)，批评家（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台文学机器与战争机器(War machine)、爱情机器(lovemachine)、革命机器(revolutionary machine)等的关系。(Deleuze and Guattari,1996)

毋宁说，写作不是指意活动，而是对现状甚至对未来进行勘察和图绘。文本的意义，它讲述的内容，它的内在结构，以及用以阐释它的方法，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它与外部的关系（包括读者、作者、文学和非文学的语境）。“块茎”结构不同于树状(arborescent structure)和根状结构(rhizomicstructure)：树状结构用来比喻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有序的系统；根状结构假定一种隐藏的或潜在的统一性，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无中心的、非统一的。然而，“块茎”结构既是地下的，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显露于地表的多元网络，由根茎和枝条所构成；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的源点(points of origin)，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有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Deleuze and Guattari,1996;Sedgwick,2001)

总起来说，“块茎”基于关系，把各种各样的碎片聚拢起来；“块茎”基于异质性，把各种各样的领域、平面、维度、功能、效果、目标和目的归总起来；“块茎”基于繁殖，但不是个性的繁殖，不是“一”的繁殖，也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是真正的多产过程；“块茎”基于断裂，“块茎”结构中的每一个关系都可随时切断或割裂，从而创造新的“块茎”或新的关系；最后，“块茎”基于图绘，不是追踪复制，不是制造模式或建构范式，而是制造地图或实验。这种“块茎思想”与阐释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探讨潜在的或隐蔽的深度，而注重实用的方面：何以让文本、概念、主体发挥作用，创造新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块茎思想”就是一种实用哲学(pragmatics)。(Deleuze and Guattari,1996;Sedgwick,2001)

四

作为一种实用哲学，“块茎思想”实际上导致了力的重新组合(re-assemblage)，不同因素在这种组合中协同作用，促成了一种新的统一。(Sedgwick,2001)在“人—马—蹬”的组合中，人不再是孤立的人，而与马构成了一种新的人马共生的关系，一种新的战争组合。在这种关系中，人和马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即“生成异类”的变化。这种生成是不可感知的，察觉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实际看到的世界包含着虚拟的成分，如人眼看到的色彩实际上是光的流动，而色盲看到的实际光波却又是单色的，因此，感知的实际形式衍生于远较复杂的纯粹差异的流动。在德勒兹看来，生命就是从这种纯粹差异的流动开始的，这种纯粹的差异是生成的冲动，是要区别于他者的倾向。人类生存的世界，人类所能感知得到的存在，就是这种生成流动的“收缩”(contraction)，而每一次收缩都有其自身的“绵延”(duration)。(Deleuze and Guattari,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