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一次说的方老师课的作业：一个媒体人的人物小传
我被分到的人物是***「贺延光」***，一个新闻摄影家。
若是单从搜索引擎去搜「贺延光」，哪怕是在谷歌上，得到的第一个印象都会是「中国优秀新闻摄影家」这样一个形象。
但是实际上，几乎与共和国同岁的他，人生七十年正好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侧影。从他的经历、言论、价值观以及选择来看，个人与国家在历史中的张力便这样显现了。
（这也是我对这篇小传最满意的地方）
贺延光只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烙印。像作家方方给那个「高中生」的回信一样，他们总是警惕着当时泛滥的，珍惜着当时缺乏的；前者是极左与批斗，后者是人性与真相。
文中引用的杨浪的一个评价，我想先在这里写出来：
在《贺延光这个人》的最后，杨浪写道：
“他是一个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因而对于“历史反动”时刻保持警觉的人。这种警觉或有偏激，或有“不合时宜”，或有“叛逆”，但却不失其崇高与正义；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思想感召和精神底色。”
贺延光是谁？他与共和国间有怎么样的互动？在历史洪流里，他与共和国分别作出了什么选择？
在这篇文章里，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1976年4月1日的天安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圆心，人群向内向外层层叠叠占满了整个广场。贺延光和同厂的八十来人抬着周恩来总理的画像和花圈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达到纪念碑底座。人声鼎沸，《国际歌》在广场回荡。悄悄带了相机的贺延光拿出相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1951年出生的贺延光几乎与共和国同岁。他自己也感叹，自己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四岁多便可以喊出“同志们，我们要解放台湾！”； 十五岁当红卫兵，在游行中高喊“毛主席万岁”；知青下乡，在黑龙江接受再教育，还入了党；二十二岁回北京，当上了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根正苗红，一心向党——直到1976年。
周恩来去世及其引发的四五运动是共和国历史的拐点，也是贺延光人生的拐点。当时贺延光在街上骑车，听到街上大喇叭传出的噩耗，“当时就掉眼泪了”。在2006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再回忆起三十年前，他说“一方面是对于周总理的情感，一方面是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忧虑”。